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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他的文字,了解他的生平,感受30多年来计算机的发展,顺便也体会下近80年来一个学者经历的社会变迁与人生际遇。
赶上新时代,山里穷娃上大学我的老家在湘南五岭的都庞岭北麓,潇水湘江源头,省城往南最远的一个偏僻小县蓝山县。1958年前,汽车轮子从来没有光顾过这个县。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前十年,这里依然没有国道,没有高速公路。2008年初那场冰雪,还能导致全县与外界的所有交通隔断,成为孤岛。读书人少而又少,直到1956年县里还没有高中。
生我养我的石毫尾村,时下人口900人的一个中等山村。自元朝末年开村,历经30代人,650多年历史,我处第25代。近来学习宗谱家训,发现在明、清时期,男性人口数有个按世代的增长序列:…、8、22、30、38、55、69、86、149、210、208、180、228、…,在正常增长序列中,异常地出现了两代连续下降的趋势。第21代不增反降至208,第22代至180人。从20代到21代下降的这个拐点就是1840年。前面是明朝的嘉靖、万历到清朝的康熙、乾隆、嘉庆的200年光景,而1840年后的两代人,村里男性明显减员了。减少的先人们都去哪儿了?已无法考证,但从宗谱记载的只有生辰而“不知娶否”“殁于失考”的男性甚多,合理的推断是,他们年轻时被征召上战场保卫祖国,跟洋鬼子拼命去了。这让人联想到电影《林则徐》,中国人的土枪土炮敌不过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那种悲壮,联想到由于战乱导致的民不聊生场景。一滴水可以见太阳,从我们的宗谱就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。鸦片战争后100年的外来侵略,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这也让我坚信,家族的兴衰,个人的命运,跟祖国的命运紧密相依。
我出身的1940年,更是外患内忧,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。1939年刚刚停止支付已经连绵37年,给了八国联军五亿七千多万两白银的“庚子赔款”,中华民族横遭这“万劫不复”的灭顶之灾。巨额赔款最吃亏的还是至我爷爷辈的底层老百姓。今天的同胞已经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生活惨状。我和爷爷、爸爸这个8口家庭,跟爷爷的堂兄弟共四个三代之家,合起来有四代近30人,挤住在一套仅有几十平米的平房里。我的叔叔只好睡在附近牛栏之上临时搭的铺位,每天晚上爬上去跟牛做伴。后来爸爸从爷爷那里分出来单独组家,依然既无田地,又无居所,只能租佃别人的一块田,一间房子,同样过着仅能维系最低生计的日子。爷爷奶奶,父亲母亲,大字不识一个,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日本人继占领我东三省后,1937年制造芦沟桥事变,展开了向内地的大举进攻。沪、宁、汉相继失守。1938年冬天因日军进逼威胁导致长沙文夕大火,五天五夜,烧死同胞三千多,整个省城毁于一旦。1939至1941年日军进攻长沙,国人被迫进行的三次长沙保卫战,留下多少牺牲、多少损失、多少创伤!这些就是我出身前后的重大事件。日本人的铁蹄连我们这个偏远小县也没有放过。儿时常常听说村里某某小孩是躲避日本人,逃到一个岩洞里降生的。也记得家住楠市镇的我们小学的黄某女同学,一个年仅九岁的孩子,曾经遭到日军蹂躏而失去生育能力。本来比我们高两个年级,修养两年以后才到我们这个班来,晚来早走,默无声息,独自坐在最后一排听课。
历史有时也发生偶然事件给人偶然的机会。这么个偏僻地方,在日寇打通京广线占领长沙前夕,却被省政府委屈地选中作为避难之所。1944年秋天,当时的省政府机关、财政厅、建设厅、交通厅、教育厅搬到了我们这个其时全县人口仅13万,县城面积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小县县城。
省立三师学校也随教育厅迁到了蓝山,学生们被放了假,只有老师迁来。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各界爱国知识分子也暂时躲到这里。他们到乡里办学,一是迫于生计,二是宣传抗日。我们村的祠堂里被这些外来客贴满了他们从省城带来的宣传画,除了政治性的,还有科普的。我这个山里娃,就是从这些老师的挂图上,第一次看到大海里面的鲸鱼。他们还向老百姓发表演说,介绍外面的情况,揭露日本人的侵略。祠堂就成了村里政治、文化、教育中心。几十户农家,特别是小孩们都被吸引来了,祠堂里的学生增多了。当年我四岁,也天天跟在这里,在正式学生姑姑旁边自己加一条凳子,一堂不拉地听起课来了。到了1945年秋天,我成了正式学生,入学的足龄还不到五岁。
我的启蒙老师是省立三师田先生。他不收我们的学费,只是轮流由各家送饭吃。田先生总是嘱咐大家,这年头不容易,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,大家对付着过吧。在老百姓面前他一点架子都没有,个个都尊敬他,喜欢他。跟以往的私塾不同,民国时期我们的老师已经用白话文教学了。第一堂课的课文是“来来来,来上学。去去去,去游戏”。他除了教我们识字写字、算数、自然常识,还激发我们体会上学的责任和激情,跟我们一起做游戏。
日本投降后,田先生没有马上回去,不知道是不是舍不得我们了,坚持教了两年。可惜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信,只有对他深深的怀念。当看电视《恰同学少年》省立一师那些严谨治学的老师们,我就联想到自己也曾受教于省立三师的老师,感到儿时不幸中有所安慰。
1948年我到镇上读高小,第二年村里便只有我独自一个学生,离家有5华里路程。中午在学校吃饭,交米入伙,学校只负责做饭,菜是自己早上带来的,一般只带自家腌制的两块豆腐乳或几根长豆角。山路崎岖弯弯,穷孩子走几里路倒没什么,但冬天放学路上天就快黑了,蒙蒙细雨,很难遇到行人。要经过茂密的树林,甚至不远有坟地,有时有点害怕。遇到一只大鸟从近处的灌木丛突然飞起,往往会吓我一跳。有时早上不下雨,穿布鞋或草鞋到校,但是下午下雨了,回家路上说不定还雨夹雪。我不得已脱鞋光脚走路,因为晚上没有烤鞋的条件,仅有的那双鞋明天还得穿着上学。身上本来就单薄,那种刺骨的寒冷,后来还多次让我梦中惊醒。回到家,不敢马上用很热的水泡脚,只能先用温水,逐步加些热水提高温度。母爱和家庭温暖总能让我驱赶饥饿和寒冷。
家里穷得叮当响,一家四口只能分两头挤在一张床上,共一床被子盖,全年都在稻草上铺着一张竹席,冬夏的差别只是稻草的厚薄。冬天也只能光着身子睡觉,靠体温相互温暖。因为我要先睡,更加冷得不敢脱衣服。临上床前,爸爸妈妈无奈把烘笼放到席子下面先烤一烤,哄我先睡。在学校曾听老师讲过古时候小孩替爸爸妈妈温席的故事,自己也要学得勇敢些。
不上学的时候,尤其寒暑假,就帮家里干农活。或放牛或看鸭子或织斗笠,捕鸟抓鱼,倒也有情趣。特别是牛有灵性,牛是很多人家合养的,它不但任劳任怨,你对它好它知道。它也像小狗会向你遥遥尾巴那样,很听话,有时牵着它找到一片嫩草,或者让它独自到河里洗澡,它会嘴里哼哼,向主人表示感谢。
虽然日本人投降了,但那年月还是不太平,内战又爆发了,老百姓最低生活都难以维继。夜里常有国民党的军队到村里来抓壮丁,有时白天保长也带人到家里抓兵役,搞得老百姓惊恐极了。我爸爸就曾被抓走服兵役。在长沙附近,他开蹓了,跟好心人换了装,躲躲闪闪,沿途乞讨,花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。我叔公一天早上被抓走后再无音讯。在旧社会所看到所亲历的父辈祖辈们的苦难历程,都在我脑海里打上深深的烙印。
改变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。一天傍晚,村里来了好多解放军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。原先大家以为又是国民党军队糟蹋来了。青壮年和妇女跟往常一样,有点动静就躲到后龙山甚至跑到更远的大山去了,家里只有爷爷和我。爷爷把能吃的红薯、萝卜之类尽可能做些遮掩,无奈而又紧张地等待着。没想到这些军人进家后都很和蔼,商量着拿光洋买了我们的红薯、萝卜,我平时从来没有看到爷爷有过光洋。他百感交集,配合着给来人做饭。军人们洗干净平时熬猪食的大锅,煮好红薯萝卜饭后,还叫我们一起吃。住在祠堂里和其它家的军人个个秋毫无犯。第二天清早,解放军把头天卸下来当地铺的门板复位,屋里屋外打扫干净,给水缸里挑满了水,天不亮就走了。后来听说,这些解放军本来是准备攻打更靠南方,离这儿二十里的蓝山县城的,但守城当局看到大势已去投降,和平解放了。
解放之初,政府采取措施让老百姓慢慢从连年战乱中缓和过来,向赤贫户低价提供每日一筒(三筒合一升)米,帮助他们维持生计,我们家也在受惠之列。
1951年夏天,我高小毕业,参加了全县统一组织的升学考试。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,只有初中没有高中的蓝山县一中,当年秋季招两个班。后来有人从县里回来说,发榜了,民德考取了,还是公额。原来当时县里招生制度,把录取名额划分为公额和区额两部份,公额从全县考生中按分数从高到低优先录取,不占区里名额;区额则把指标划拨至行政区属高小,在区小内按分录取。公额保证了录取质量,区额则照顾到地域生源的差别。我认为这种招生制度今天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,既照顾地区差异,又能够保证名牌学校录取到更多优秀生。
听说我考上了初中,父母亲既喜又忧,忧的是要交学费,伙食费,要添置衣服,住校还得添置被褥,哪有钱?爸爸妈妈好久都没有明确表示让我去读,倒有时反过来试探我的态度是不是可以不读。我跟他们讲,我知道家里的难处,不要太为我读书作想,我跟爸爸在家做事也可以。
农村的根本性变化来自当年7月开始的土地改革,我的好运也与此有关。县里派来了土改工作队。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,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,藉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,发展农业生产。原来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,占大部分人口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,只能求租于地主,向地主交租。劳动者没有土地,便没有生产积极性,这种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,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。现在要没收地主的土地,分配给农民,实现耕者有其田。
其实由于有外来侵略,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,但那场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。老百姓懂得了自己辛辛苦苦劳动还受穷,根本原因是被地主阶级剥削了。现在世道要变,每个人都会有地了。分得了土地的人们高兴地围着村子唱啊跳啊,一圈又一圈。唱一些刚从工作队那里学来的歌,一些讲翻身求解放的歌,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歌,跳同样是刚刚学来的北方秧歌。这次土改,我家也分得了田地和房屋。
后来看到材料,说蓝山县的土改运动,自51年7月到53年2月,确实发展了生产力。195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222万元,比1949年的1783万元增加24.62%,粮食总产量49325吨,比1949年的40185吨增加22.74%。
对于我上学的问题,工作队杨队长劝父亲,一定要上,新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了,什么困难都不要怕,学校还有助学金呢。那种坚定的神态让父亲有困难也开不得口。好在村里两位在蓝山一中读书的学长都愿意帮我,我可先不忙置被褥,就跟他们同床睡。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机遇下,这一年的秋天,我侥幸地到了蓝山一中,一所当时已有四十年历史的好学校。
蓝山一中办学很有特色。校长欧阳壁身体力行,整天都能见到他。早上做早操,升国旗,他在操场;晚饭前学生们列队,他也在;星期天师生们上山砍柴每次都由他带队,回转时他的肩上同样有一担柴火。学校治学严谨,老师都有水平。数学老师李民祜,可以说他把平面几何吃透了。我喜欢数学,并且以后选择大学学数学专业,跟李老师的教导和熏陶很有关系。学校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,让我们有锻炼机会。为配合抗美援朝重大政治活动,学校组织了腰鼓队,我是成员之一,经常在蓝山城里派上用场。
家里生活有了保证,慢慢好转起来。妈妈努力每半年养出一头肥猪卖给国家,在帮助完成国家下达给村里生猪派购任务的同时,所得正好可以给我交学费,剩余的钱再买一口小猪,良性循环下去。学校勤俭办学,自己养猪种菜,上山砍柴,设法尽量让我们少交费,一个学期的伙食费才七块五毛钱。我深怀感恩之心,听老师的话,跟同学友好,学业很顺利。1954年春天,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,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学校《品学兼优》的奖章、奖金和奖品。
接下来上高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鉴于我们蓝山县还没有高中,我们被就近安排到同属于零陵地区的宁远一中就读。宁远的九疑山也许比这个县更有名。
195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,只记得作文题目是“我的母亲”,给了我们一次表达感谢母爱的机会。招生形势处在两个马鞍形的调整期,全国当年只招大学生十万七千人。对于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来说,考上的几率也许会接近于零。但是我一点也不紧张,能上高中已经很知足,随时准备回家种田。在班上我的成绩是几位最好的之一,我考不上会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落榜,就无所谓了。填写志愿也没有看得很重,平时不怎么注意了解外面的世界,不知道怎么规划自己。头一年考上武汉大学的高一年级数学系的一位学长,拿了几张照片回校给我们看。真漂亮,那山那水,那兰瓦尖顶的图书馆,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。我也喜欢数学,在他的鼓动下,便毫不犹豫填了武大数学专业为一志愿。我又一次成为幸运儿,非常难得地被武汉大学录取了,成为当年高中毕业生中,少数运气最好者当中的一个。
我生在旧社会,在红旗下成长,到如今能上大学。幸亏赶上了好时代,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才有这种可能,是新社会给了我学习环境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父母辈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改变,我就不可能上中学,上大学。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上大学,并以感恩之心来回顾这段历史。我牢记自己的草根起点,自己只是亿万劳苦大众的一员,没有任何经济政治资本,永远只能以自己的勤劳从零开始。善待荣誉,接受委屈,与世无争,知足常乐。
国际形势迫使我们一边倒向苏联,教学内容明显地体现出来。在高中阶段,我们的外语就从初中的英文改成了俄文,大学继续学习俄文。专业课程的教材只有少数由国内名校老师编写,其余都是苏联教材。《数学分析》是菲赫金哥尔茨的多卷本《数学分析原理》,许多习题来自捷米多维奇的《数学分析习题集》。《高等数学》用斯米尔诺夫的一套《高等数学教程》。其它《常微分方程》、《偏微分方程》、《概率论》、《积分方程》等都是引进的苏联教材。我们还从图书馆借阅原文书,双语并用。苏联有了几十年工业化建设经验,有卫星上天的实力,科学发达,这些教科书质量都很高。我们一些有名的老师,比如吴厚心教授、路见可教授、赵四光教授等,也是从莫斯科大学等苏联高校留学回国的。
武汉大学历来注重基础课教学。《数学分析》由路见可教授执教,讲课生动极了。系主任张远达教授讲《线性代数》,声情并茂,我们至今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。他时不时边走边比划着:“诸位,我们已经有了一大堆向量了,现在…”。吴厚心教授给我们上《实变函数》,讲得清晰透彻。邹新提教授上《复变函数》都十分投入。齐民友教授的《泛函分析》课,逻辑性极强。当维纳的《控制论》中译本一书发行时,他还介绍我们购买,鼓励我们拓展视野。同学们几十年后聚会回忆起来,个个认为听这些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。
谢天谢地,学校没有在我们新生中划右派分子。班里同学关系融洽,欣然共读,共赏珞珈樱,同击东湖水。大家都像带小弟弟般待我,有的送参考书,有的给我买新衣裳。老师的教导和同学的帮助,营造了幸福成长的好环境。
毛主席曾经向世界宣布,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,我们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那年月一件件新鲜事,让我们体验到站起来腰杆越来越硬实的豪迈。
1957年10月15日,就在入学后不久,学校组织我们到现场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,见证了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历史时刻,深深为首座长江大桥通车的壮观场面而鼓舞。这天整个武汉市锣鼓喧天,红旗招展,人人笑逐颜开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大项目之一,也是全体市民都参与义务劳动建设的重大成果。
大桥横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,是我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、公路两用桥梁。全桥总长1670米,下层为双线铁路桥,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。上层为公路桥,4车道(通车典礼时6辆小车并开)。桥下终年巨轮航行无阻。
这类重大建设成就,不仅对武汉,也激励着全国人民。比如,这年夏天在中学,县里一位劳模在参加了北京的会议后,被组织集体参观建设中快要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,学校即邀请他做报告。他向我们描绘过他所见到的雄伟大桥。那位劳模无法从技术层面介绍,他说桥高得很那,有130多丈公尺高,我们是坐电梯上去的。他把丈和公尺混淆在一起,估计他原先只有丈和尺寸的旧式长度单位概念,而大桥建设者已经用公制单位,介绍时为了参观者能听懂,又将公尺与丈作了对比,当时还没有条件给他们印送文字材料,那位文化低的劳模最终还是没有搞得清楚。倒是他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憨厚和新奇,这座大桥对于他不是旁观者的主人翁身份,一种已经站起来当家作主的自豪感,把全校师生都感染了,我们跟着他为祖国建设的发展而共鸣。同时也多了一份早日看到这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期待。今天,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
站在长江边我心潮汹涌,激起对其深厚的人文历史的回顾,对古往今来英雄豪杰的感叹。这下可好了,不但武汉三镇连成了一个整体,而且平汉、粤汉两条铁路也衔接起来,形成京广铁路这条中部运输大动脉。这样宏伟的工程,在过去连温饱和生存都无法保证的年代,谁敢奢望?大桥通车标志着新的历史开始了。
去年曾经从网上看到文章,有人提出,站起来有那么重要吗?回顾这件事,我想告诉年轻朋友,长期积贫积弱的祖国,站起来太重要了。遭受过以往列强欺辱的祖辈们,被别人打趴下长期站立不起来的祖辈们,绝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。我们经历过从旧到新社会转型的人,能够确认这个重要性。
内容简介
这是一位亲历者讲述电子计算事业,在中国60年波澜壮阔发展历史和现实应用的著作。依照计算机的分代和时间顺序,分七章50个专题,具体地介绍历代典型计算机的结构、功能特点、工作方式、开发环境。揭示由操作系统造就的计算机内部世界,微观实体万马奔腾的并发工作场景。介绍键盘、打印机外设的工作原理和技术发展。讲述作者各个时期参与的电子计算机多种应用项目,包括三峡坝下不稳定流计算、导弹弹道计算、多计算机控制的流速仪检定系统、网络环境的MIS、城市供水调度、网页网站开发的背景和开发技术。书中展现了电子计算技术和计算机教育发展清晰的脉络。
与其他计算机历史书不同的是:
(本科/大专/中专/高中/函授/自考)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资格证、驾驶证、行驶证、出生证、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卫生许可证、士兵证、退伍证、军人残疾证、记者证、自学考试毕业证、成人教育毕业证书、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、硕士博士学位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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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启蒙老师是省立三师田先生。他不收我们的学费,只是轮流由各家送饭吃。田先生总是嘱咐大家,这年头不容易,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,大家对付着过吧。在老百姓面前他一点架子都没有,个个都尊敬他,喜欢他。跟以往的私塾不同,民国时期我们的老师已经用白话文教学了。第一堂课的课文是“来来来,来上学。去去去,去游戏”。他除了教我们识字写字、算数、自然常识,还激发我们体会上学的责任和激情,跟我们一起做游戏。
日本投降后,田先生没有马上回去,不知道是不是舍不得我们了,坚持教了两年。可惜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音信,只有对他深深的怀念。当看电视《恰同学少年》省立一师那些严谨治学的老师们,我就联想到自己也曾受教于省立三师的老师,感到儿时不幸中有所安慰。
1948年我到镇上读高小,第二年村里便只有我独自一个学生,离家有5华里路程。中午在学校吃饭,交米入伙,学校只负责做饭,菜是自己早上带来的,一般只带自家腌制的两块豆腐乳或几根长豆角。山路崎岖弯弯,穷孩子走几里路倒没什么,但冬天放学路上天就快黑了,蒙蒙细雨,很难遇到行人。要经过茂密的树林,甚至不远有坟地,有时有点害怕。遇到一只大鸟从近处的灌木丛突然飞起,往往会吓我一跳。有时早上不下雨,穿布鞋或草鞋到校,但是下午下雨了,回家路上说不定还雨夹雪。我不得已脱鞋光脚走路,因为晚上没有烤鞋的条件,仅有的那双鞋明天还得穿着上学。身上本来就单薄,那种刺骨的寒冷,后来还多次让我梦中惊醒。回到家,不敢马上用很热的水泡脚,只能先用温水,逐步加些热水提高温度。母爱和家庭温暖总能让我驱赶饥饿和寒冷。
家里穷得叮当响,一家四口只能分两头挤在一张床上,共一床被子盖,全年都在稻草上铺着一张竹席,冬夏的差别只是稻草的厚薄。冬天也只能光着身子睡觉,靠体温相互温暖。因为我要先睡,更加冷得不敢脱衣服。临上床前,爸爸妈妈无奈把烘笼放到席子下面先烤一烤,哄我先睡。在学校曾听老师讲过古时候小孩替爸爸妈妈温席的故事,自己也要学得勇敢些。
不上学的时候,尤其寒暑假,就帮家里干农活。或放牛或看鸭子或织斗笠,捕鸟抓鱼,倒也有情趣。特别是牛有灵性,牛是很多人家合养的,它不但任劳任怨,你对它好它知道。它也像小狗会向你遥遥尾巴那样,很听话,有时牵着它找到一片嫩草,或者让它独自到河里洗澡,它会嘴里哼哼,向主人表示感谢。
虽然日本人投降了,但那年月还是不太平,内战又爆发了,老百姓最低生活都难以维继。夜里常有国民党的军队到村里来抓壮丁,有时白天保长也带人到家里抓兵役,搞得老百姓惊恐极了。我爸爸就曾被抓走服兵役。在长沙附近,他开蹓了,跟好心人换了装,躲躲闪闪,沿途乞讨,花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家。我叔公一天早上被抓走后再无音讯。在旧社会所看到所亲历的父辈祖辈们的苦难历程,都在我脑海里打上深深的烙印。
改变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。一天傍晚,村里来了好多解放军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军。原先大家以为又是国民党军队糟蹋来了。青壮年和妇女跟往常一样,有点动静就躲到后龙山甚至跑到更远的大山去了,家里只有爷爷和我。爷爷把能吃的红薯、萝卜之类尽可能做些遮掩,无奈而又紧张地等待着。没想到这些军人进家后都很和蔼,商量着拿光洋买了我们的红薯、萝卜,我平时从来没有看到爷爷有过光洋。他百感交集,配合着给来人做饭。军人们洗干净平时熬猪食的大锅,煮好红薯萝卜饭后,还叫我们一起吃。住在祠堂里和其它家的军人个个秋毫无犯。第二天清早,解放军把头天卸下来当地铺的门板复位,屋里屋外打扫干净,给水缸里挑满了水,天不亮就走了。后来听说,这些解放军本来是准备攻打更靠南方,离这儿二十里的蓝山县城的,但守城当局看到大势已去投降,和平解放了。
解放之初,政府采取措施让老百姓慢慢从连年战乱中缓和过来,向赤贫户低价提供每日一筒(三筒合一升)米,帮助他们维持生计,我们家也在受惠之列。
1951年夏天,我高小毕业,参加了全县统一组织的升学考试。全县唯一的一所中学,只有初中没有高中的蓝山县一中,当年秋季招两个班。后来有人从县里回来说,发榜了,民德考取了,还是公额。原来当时县里招生制度,把录取名额划分为公额和区额两部份,公额从全县考生中按分数从高到低优先录取,不占区里名额;区额则把指标划拨至行政区属高小,在区小内按分录取。公额保证了录取质量,区额则照顾到地域生源的差别。我认为这种招生制度今天仍然有值得借鉴之处,既照顾地区差异,又能够保证名牌学校录取到更多优秀生。
听说我考上了初中,父母亲既喜又忧,忧的是要交学费,伙食费,要添置衣服,住校还得添置被褥,哪有钱?爸爸妈妈好久都没有明确表示让我去读,倒有时反过来试探我的态度是不是可以不读。我跟他们讲,我知道家里的难处,不要太为我读书作想,我跟爸爸在家做事也可以。
农村的根本性变化来自当年7月开始的土地改革,我的好运也与此有关。县里派来了土改工作队。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,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,藉以解放农村的生产力,发展农业生产。原来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,占大部分人口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,只能求租于地主,向地主交租。劳动者没有土地,便没有生产积极性,这种制度沿袭了两千多年,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。现在要没收地主的土地,分配给农民,实现耕者有其田。
其实由于有外来侵略,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,但那场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。老百姓懂得了自己辛辛苦苦劳动还受穷,根本原因是被地主阶级剥削了。现在世道要变,每个人都会有地了。分得了土地的人们高兴地围着村子唱啊跳啊,一圈又一圈。唱一些刚从工作队那里学来的歌,一些讲翻身求解放的歌,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歌,跳同样是刚刚学来的北方秧歌。这次土改,我家也分得了田地和房屋。
后来看到材料,说蓝山县的土改运动,自51年7月到53年2月,确实发展了生产力。1952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222万元,比1949年的1783万元增加24.62%,粮食总产量49325吨,比1949年的40185吨增加22.74%。
对于我上学的问题,工作队杨队长劝父亲,一定要上,新社会人民当家做主了,什么困难都不要怕,学校还有助学金呢。那种坚定的神态让父亲有困难也开不得口。好在村里两位在蓝山一中读书的学长都愿意帮我,我可先不忙置被褥,就跟他们同床睡。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小机遇下,这一年的秋天,我侥幸地到了蓝山一中,一所当时已有四十年历史的好学校。
蓝山一中办学很有特色。校长欧阳壁身体力行,整天都能见到他。早上做早操,升国旗,他在操场;晚饭前学生们列队,他也在;星期天师生们上山砍柴每次都由他带队,回转时他的肩上同样有一担柴火。学校治学严谨,老师都有水平。数学老师李民祜,可以说他把平面几何吃透了。我喜欢数学,并且以后选择大学学数学专业,跟李老师的教导和熏陶很有关系。学校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,让我们有锻炼机会。为配合抗美援朝重大政治活动,学校组织了腰鼓队,我是成员之一,经常在蓝山城里派上用场。
家里生活有了保证,慢慢好转起来。妈妈努力每半年养出一头肥猪卖给国家,在帮助完成国家下达给村里生猪派购任务的同时,所得正好可以给我交学费,剩余的钱再买一口小猪,良性循环下去。学校勤俭办学,自己养猪种菜,上山砍柴,设法尽量让我们少交费,一个学期的伙食费才七块五毛钱。我深怀感恩之心,听老师的话,跟同学友好,学业很顺利。1954年春天,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,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学校《品学兼优》的奖章、奖金和奖品。
接下来上高中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鉴于我们蓝山县还没有高中,我们被就近安排到同属于零陵地区的宁远一中就读。宁远的九疑山也许比这个县更有名。
1957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,只记得作文题目是“我的母亲”,给了我们一次表达感谢母爱的机会。招生形势处在两个马鞍形的调整期,全国当年只招大学生十万七千人。对于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来说,考上的几率也许会接近于零。但是我一点也不紧张,能上高中已经很知足,随时准备回家种田。在班上我的成绩是几位最好的之一,我考不上会有许多人跟我一样落榜,就无所谓了。填写志愿也没有看得很重,平时不怎么注意了解外面的世界,不知道怎么规划自己。头一年考上武汉大学的高一年级数学系的一位学长,拿了几张照片回校给我们看。真漂亮,那山那水,那兰瓦尖顶的图书馆,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。我也喜欢数学,在他的鼓动下,便毫不犹豫填了武大数学专业为一志愿。我又一次成为幸运儿,非常难得地被武汉大学录取了,成为当年高中毕业生中,少数运气最好者当中的一个。
我生在旧社会,在红旗下成长,到如今能上大学。幸亏赶上了好时代,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才有这种可能,是新社会给了我学习环境,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父母辈在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改变,我就不可能上中学,上大学。我怀着深深的感恩之心上大学,并以感恩之心来回顾这段历史。我牢记自己的草根起点,自己只是亿万劳苦大众的一员,没有任何经济政治资本,永远只能以自己的勤劳从零开始。善待荣誉,接受委屈,与世无争,知足常乐。
国际形势迫使我们一边倒向苏联,教学内容明显地体现出来。在高中阶段,我们的外语就从初中的英文改成了俄文,大学继续学习俄文。专业课程的教材只有少数由国内名校老师编写,其余都是苏联教材。《数学分析》是菲赫金哥尔茨的多卷本《数学分析原理》,许多习题来自捷米多维奇的《数学分析习题集》。《高等数学》用斯米尔诺夫的一套《高等数学教程》。其它《常微分方程》、《偏微分方程》、《概率论》、《积分方程》等都是引进的苏联教材。我们还从图书馆借阅原文书,双语并用。苏联有了几十年工业化建设经验,有卫星上天的实力,科学发达,这些教科书质量都很高。我们一些有名的老师,比如吴厚心教授、路见可教授、赵四光教授等,也是从莫斯科大学等苏联高校留学回国的。
武汉大学历来注重基础课教学。《数学分析》由路见可教授执教,讲课生动极了。系主任张远达教授讲《线性代数》,声情并茂,我们至今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。他时不时边走边比划着:“诸位,我们已经有了一大堆向量了,现在…”。吴厚心教授给我们上《实变函数》,讲得清晰透彻。邹新提教授上《复变函数》都十分投入。齐民友教授的《泛函分析》课,逻辑性极强。当维纳的《控制论》中译本一书发行时,他还介绍我们购买,鼓励我们拓展视野。同学们几十年后聚会回忆起来,个个认为听这些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。
谢天谢地,学校没有在我们新生中划右派分子。班里同学关系融洽,欣然共读,共赏珞珈樱,同击东湖水。大家都像带小弟弟般待我,有的送参考书,有的给我买新衣裳。老师的教导和同学的帮助,营造了幸福成长的好环境。
毛主席曾经向世界宣布,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,我们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那年月一件件新鲜事,让我们体验到站起来腰杆越来越硬实的豪迈。
1957年10月15日,就在入学后不久,学校组织我们到现场参加了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,见证了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”的历史时刻,深深为首座长江大桥通车的壮观场面而鼓舞。这天整个武汉市锣鼓喧天,红旗招展,人人笑逐颜开。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大项目之一,也是全体市民都参与义务劳动建设的重大成果。
大桥横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,是我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、公路两用桥梁。全桥总长1670米,下层为双线铁路桥,两列火车可同时对开。上层为公路桥,4车道(通车典礼时6辆小车并开)。桥下终年巨轮航行无阻。
这类重大建设成就,不仅对武汉,也激励着全国人民。比如,这年夏天在中学,县里一位劳模在参加了北京的会议后,被组织集体参观建设中快要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,学校即邀请他做报告。他向我们描绘过他所见到的雄伟大桥。那位劳模无法从技术层面介绍,他说桥高得很那,有130多丈公尺高,我们是坐电梯上去的。他把丈和公尺混淆在一起,估计他原先只有丈和尺寸的旧式长度单位概念,而大桥建设者已经用公制单位,介绍时为了参观者能听懂,又将公尺与丈作了对比,当时还没有条件给他们印送文字材料,那位文化低的劳模最终还是没有搞得清楚。倒是他像刘姥姥进大观园般的憨厚和新奇,这座大桥对于他不是旁观者的主人翁身份,一种已经站起来当家作主的自豪感,把全校师生都感染了,我们跟着他为祖国建设的发展而共鸣。同时也多了一份早日看到这万里长江第一桥的期待。今天,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
站在长江边我心潮汹涌,激起对其深厚的人文历史的回顾,对古往今来英雄豪杰的感叹。这下可好了,不但武汉三镇连成了一个整体,而且平汉、粤汉两条铁路也衔接起来,形成京广铁路这条中部运输大动脉。这样宏伟的工程,在过去连温饱和生存都无法保证的年代,谁敢奢望?大桥通车标志着新的历史开始了。
去年曾经从网上看到文章,有人提出,站起来有那么重要吗?回顾这件事,我想告诉年轻朋友,长期积贫积弱的祖国,站起来太重要了。遭受过以往列强欺辱的祖辈们,被别人打趴下长期站立不起来的祖辈们,绝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。我们经历过从旧到新社会转型的人,能够确认这个重要性。
内容简介
这是一位亲历者讲述电子计算事业,在中国60年波澜壮阔发展历史和现实应用的著作。依照计算机的分代和时间顺序,分七章50个专题,具体地介绍历代典型计算机的结构、功能特点、工作方式、开发环境。揭示由操作系统造就的计算机内部世界,微观实体万马奔腾的并发工作场景。介绍键盘、打印机外设的工作原理和技术发展。讲述作者各个时期参与的电子计算机多种应用项目,包括三峡坝下不稳定流计算、导弹弹道计算、多计算机控制的流速仪检定系统、网络环境的MIS、城市供水调度、网页网站开发的背景和开发技术。书中展现了电子计算技术和计算机教育发展清晰的脉络。
与其他计算机历史书不同的是:
- 系统。通篇着眼于全局,内容涵盖计算机系统、计算机应用和计算机教育。
- ‚亲历。介绍计算尺、完整的机器语言程序、模拟计算机、DJS 21机、IBM-PC,以及多种应用项目开发,都具体实在,读起来很亲切。
- ƒ专业。作者本人是这个领域的首批专业人士,关于计算机工作时微观世界的描述、操作系统代码的特殊性、网络电子信息的特点等专题,都比较独到。又比如针对有人把早期编程语言当作计算机语言的分析,指出C语言教材曾经出现一枝独秀的问题,都表达了明确的学术观点。